“不过，话说回来，不知道几位先生有没有开始讲述您身后大汉的变化？”鲍鸿笑着说道。
“哦？将军要问的是什么方面？”霍光闻言，也是笑着接口道。
“咱们这里都是自己人，我也不虚言伪装，就说如今士人、外戚、宦官争斗不休的问题。究竟该如何才能构建出稳定的政治制度呢？”鲍鸿笑着甩出了一个无解的难题，看看这个被系统认定政治100的家伙怎么看。
为什么说是无解难题呢？因为这是历代皇帝都思考的问题，要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中央士人、外戚、宦官一条心，那么国家延绵万世也不是不可能的。
士人倒不用多说，所谓士农工商，古代所谓四民，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
“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西周、春秋时代，士，在政治上居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处于贵族的最低层，几与庶人相接；在宗法上，大夫臣士，士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举；在经济上，士有一定数量的“食田”，禄足以代其耕，可以不劳而食；在文化上，士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多种教育。他们的社会职业因而是多样化的，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一般职事官。
春秋中后期，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逐步解体。由于礼崩乐坏、宗法制松弛以至于瓦解，士失去了生活保障，除了“六艺”知识，已经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士在失去地位的同时，也摆脱了宗法制的束缚，不再受卿大夫的役使，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
而大国争霸的政治需要，使得各诸侯国争相「尚贤」、「使能」，从而刺激了社会对智能、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以传播文化与政治知识为主的私学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不仅培养出大批文化人，而且形成「不争轻重尊卑贵贱，而争于道」的文化理念。种种历史机缘的遇合，促成了士人的崛起。
到了现在，士人并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了。而是专指读书人，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学习知识，传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周旋于道与王之间。他们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士人是古代中国才有的一种特殊身份，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精英社会群体。
掌握了政治、文化、学术等等，自然免不了介入政治。
著名的士大夫的称谓就是指的是士人与官僚的合二为一。从士人到士大夫，显示了士人介入政治，进入政治中心地带的历史动向。
说起汉朝，外戚自然免不了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秦统一中国后，秦王政自认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因而取两者之尊称“皇帝“，并由此确立整套与皇帝相关的制度，其中皇位继承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为了万世一系地将自己的宝座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终无穷之祚“，自称始皇帝，以期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也。秦虽历二世而亡，但秦始皇开创的皇位继承制度却保留下来，到东汉时已日臻完善。这种皇位继承制度，使储君的范围集中在当今皇帝的子嗣当中，选择余地较小，一旦皇帝早逝，出现幼帝即位的概率就极大。
尤其是东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东汉除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献帝(刘协)外，其余都未满36岁而亡。其中，除去安、质、桓三帝以刘氏宗族身份即位外，其余都遵从“父传子，家天下“的继承原则。
皇帝们虽然嫔妃较多、结婚早，但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过度纵欲，无疑会影响自身的健康，使后代多体质孱弱而夭折，如果涉及宫廷争宠、废立，再加上古时医疗技术的落后，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来就不多，皇储的选择范围就更小了。东汉先帝死时都早，所以能存活下来的皇子必然年龄偏幼，但只要先皇有子嗣却是非立不可，这就造成了多幼帝的情况。
由于皇帝大多夭亡，太子年幼继位，于是，就出现了母后临朝，垂廉听政的情况。汉朝又确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断时，皇太后可以监护人的身份监督、选立嗣位人，以至临朝称制。太后临朝称制，其权力与皇帝相等。
这些垂廉听政的太后们，年龄都不大，一般不过二十几岁。她们死了老公，精神空虚颓废，无以寄托，把思想感情的关注点，从夫妻生活转移到朝廷大事的处理上来。然
东汉多幼帝而，这些年轻的太后们没有起码的社会经验和统治经验，也基本上没有文化知识。她们根本没有能力来驾驭国家机器，只好依靠自己娘家的的父兄，帮助自己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国家政权便落到了外戚的手中。
以汉朝过去的经历来说，最早的案例是吕后专权。
吕后专权后，曾杀了继任的少帝刘恭(汉朝第三任皇帝)，又立刘盈的儿子刘弘为帝，由于吕后的****，可怜刘弘即位的那年连“元年”都称不上。吕后专权期间，西汉王朝表面姓刘，实质上却是吕家的天下，因此当吕后去世后，随即爆发了刘氏皇族与吕氏外戚集团之间的血腥斗争。
在周勃、陈平等人的努力下，刘氏皇族赢得了胜利，西汉终于回到了刘家子孙手上，从而进入第五、六任皇帝统治的“文景”时代，换言之，汉朝的第2，3，4任皇帝都只是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