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9岁那年认识了紫菀，那时候，我已经在新加坡呆了将近3年。
我在中国出生并长大，并不是新加坡人，只是在那里工作而已。我当时服务的那家公司，也不是一家纯粹意义上的新加坡公司。
哦，在法律意义上，是一家在新加坡注册和运营的公司，但我们的母公司却是在中国上海。
上海的母公司是a股上市公司，在行业内规模很大，知名度也不小。2005年，也就是我26岁那年，我清华硕士毕业后，就入职了上海这家公司。但我只在上海总部呆了三四个月，试用期结束没多久，年底的时候，就以母公司派遣人员的身份，来到新加坡这家子公司工作。
在新加坡的那段日子里，我先是和几个人合租居住在大巴窑区(toapayoh)的一处普通公寓里，一年后，我就搬家到裕廊东区一处三房式的组屋（政府公共房屋），然后再也没挪窝，一直到我离开新加坡。
新加坡的组屋，类似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但产权期限有99年，算是政府对国民的一项福利。我所住的那处组屋，并不是我购买，而是我从政府租赁所得。位置么，差强人意，恰恰在地铁线的绿线，也就是东西线的附近，裕廊东（jurongeaarden)站之间，属于两不靠的位置，但离裕华园站要相对近些。
新加坡人通常称地铁为)，不同的线路在地图上会用不同的颜色标示。
虽然是我一个人住在那处组屋里，但在政府的租房契约里，写的却是两个人的名字。一个人是我，另一个人是慕容萱。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在法律上，是我们两个人联合租赁了这处组屋，也理应是两个人居住在这里。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租房契约上的另外一个人，慕容萱，其实并不经常住在这里。她比我小三岁，是我青梅竹马的好友。
我们两个都是在青岛出生，小时候生活在同一个大院里，还是邻居。那个大院算是教师家属院，里面的住户都是教师或者教师家属。
慕容的妈妈，我一般称她为马阿姨，和我妈妈是在同一所学校任教的同事，只是教授的科目不同而已。
慕容的爸爸在海军任职，经常不在家，为附近的一个海军基地工作，青岛人想必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地方。
我上高三的时候，因为慕容叔叔工作调动的缘故，她全家搬去了海南，我们的联系也就中断了。
那时候我为即将到来的高考而焦虑，慕容是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孩子，所以对于我们两个人的未来，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更没有想到多年以后，我们竟然在新加坡聚到了一起。
2006年年底的一个周五，我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听到有人在砰砰地在外面敲门，我心惊胆战地开门后，却看到门外一个眉清目秀，身材高挑的你妙龄少女，脚边放一个小行李箱，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当时其实心底有点发毛，但强装镇静，问她有什么事情。
但她没有回答我，眼圈却红了，冲到我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虽然是软玉在怀，却让我措手不及，一时间不知所措。而且慕容当时搞得动静也不小，旁边公司里有人也探头出来看，让我尴尬不已。
那就是慕容萱，从小到大，我就称她为慕容。
慕容的到来，实在是在我意料之外。她说她陪父母回青岛旅游时，顺便探访旧友，还恰恰碰见了我的姐姐，然后才知道了我的消息。她一回新加坡，就兴冲冲地找上门来，家还没有回呢。
好吧，但起码她可以先给我打一个电话才好。
于是慕容一个劲地责怪我，说好心没好报，本来想给我个惊喜来着，却吃了个瘪。看我呆若木鸡的样子，想必再就忘记她了。
好吧，我其实觉得有点眼熟，只是不敢相信是她而已。
但慕容不容我的解释，接着质问我为什么来新加坡都将近一年了，为什么一直不去找她。
天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怎么会知道她在新加坡？她不是也是刚刚知道我在这里？
更何况，她高中毕业后，也就是1999年就来新加坡了，然后在这里上完学习，参加工作，已经拿了绿卡。如此说来，她是主，我是客，要找人，理应也是她来找我才是。
但我当时只能咧着嘴苦笑，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她过来扯我的腮，弄乱我的头发，我却手足无措，尴尬地无所适从。
多年未见，虽然她已经长成了一个清秀靓丽的大姑娘，但性格上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我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而且她毕竟已经不是个孩子。
我也不是。
说起来，慕容从小胆子就比我大，心也比我野，很有男孩子气。尤其是十岁以前，不但经常和大院里的小朋友吵嘴动手，还时不时扬言要让慕容叔叔带军队来为她撑腰。那时候的孩子，对于警察或者军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和畏惧，还真有人相信她的话，以至于不少大院里的男孩子都要躲着她走，不敢轻易招惹她。
我是个例外，只是把她当成异性妹妹来看待，相处得很好。
我们是邻居，母亲又是同事，关系自然要比平常人好些。而且我叔叔本身也是军人，她耀武扬威那一套在我面前根本不管用。
好吧，我承认，关系比一般的青梅竹马还要好些。慕容小时候经常赖在我家，我是她在大院里为数不多，而且是最亲密的朋友。
但我一直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