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西北地的火车上，我一人躺在上铺。同事凑在下铺玩扑克，时不时跌宕的杀局声传出。
我已近不惑年，前几年结了婚，女儿去年上幼儿园。我现在是一家杂志社的高级记者，有十多年的现场采编经验，刚升职为总监，带一个组队，负责的选题是“社会群体”。组里一个暑期实习的大三学生，给我看《一世人》，说有讲到你的故乡噢。我因为看它，才想起以前，真的是很久的以前，都不怎么记得了。
我离开b城也快二十年，并不常回去，特别工作后的十多年只回去过几次。最近的一次，是和邵兴办完婚礼后，特地带他回了一趟老家，让他和父母见面。女儿出生后，回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没有刻意要去修补与双亲之间的裂缝，存在过的裂缝怎样都修补不了，只能通过建立其他方面的“深厚”去淡化这样的裂缝。
我想这个“其他方面”来自于我的女儿，邵晓伟很是讨他们欢心。我和邵兴打算晓伟大一点后，让她去e镇念小学。我的父母已过六旬，虽能够顾及过来，但另外还是要请一个保姆。
人生真的是不长，觉得小时候的自己，乐观坚强到一个境界，相信着二十岁的自己，一定穿着最喜欢的白色长裙，骑着单车穿越林荫大道，风才是恋人。反观二十多岁的我，短发，皮肤不好，一米六的个子，百余斤重，喜欢t恤和牛仔裤，日日穿梭于这个世间不同形色不同味道的人类群体之中。
高中转学去a市，在西北读的大学，毕业后去北方的q市，人生地不熟，还好有一张像模像样的毕业证，半个月就找到了份工作。最开始做的是美食杂志，坚持了三年换做红木家具，一年后又跳槽改做中产阶级的都市人生活。进入这家杂志社之前，待业在家，打零散的工，为一些网站和论坛写新闻稿八卦产品文潜水贴，也给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代笔，睡眠饮食毫无规律，倒是也没烙下什么病根。
一直觉得现实不堪入目，看过太多社会悲凉，常因此感怀而无望。但终归是不愿意向父母妥协，从来不主动联系他们，只会在收到他们寄来的一些乡土特产时打个电话过去说收到了。
进入这家杂志社，是因为被他们做的杂志感动了，尤其是社会题材这方面，会揭露一些现实，但仍然将力量传递出来。所以我毅然选择进这家杂志社，面试不顺利，我竟然厚着脸皮一再去找负责人，好说歹说。他最终要了我，初期我的工作做得辛苦，薪水也不过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勉强维持着生计，但我做得很快乐。那的确是我最快乐最简单的一段时间。
邵兴是同事介绍认识的，而且竟也是大学校友。然我给他看我小学初中时的几张照片，他不可思议地叫起来，说我以前长得那么的水灵。我于是笑着说，抱歉长成现在这样了。他一把抱住我，说，我们结婚吧。
那一刻，确信骄傲再次回归己身。
那些我还“水灵”的时候，阿桡不叫阿桡，我们是很要好的玩伴。她成为阿桡之后，我们只碰过一次面。我和邵兴结婚前，我都觉得，我肯定是生活得很糟糕的那一个。而阿桡，仍然无关于己地过她流水一样平静且清澈的生活。她是可以永久这样，笑傲江湖的。
可能真实都不是我们所臆想的真实。
事件，也许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我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度量单位。
阿桡，不在了。
我还在努力地活着，可能是为了邵兴和晓伟，也可能是为了父母，甚或是为了一己之私的借口，在活着。
我是莫桑鱼，原先为“桑榆”，父亲当即换成了“桑鱼”。
没错，这个“鱼”源自于庄子的鱼乐之说，我弟弟名字里的“无”据说也是源于庄子。
我，终参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