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的是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305篇诗歌。除此之外，还有6篇只有题目没有内容，被称为笙诗。先秦时代，《诗经》被称为《诗》《诗三百》或者《三百篇》。西汉时期，它被尊为儒家经典，称为《诗经》，一直沿用到今天。《诗经》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春秋时期，到了汉朝的时候，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传授的诗歌先后亡失，所剩无几；毛诗在东汉以后慢慢地盛行起来，并且一直流传到今天。也就是说，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就是毛诗。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概成于西周时期，根据《尚书》记载，《豳风·鸱鸮》是周公的作品；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在《诗谱序》中记载，《诗经》中最晚的作品大概成于春秋中叶，是《陈风·株林》；最早和最晚大约跨越了500年。《诗经》的作者不是一个人，它产生的地域很广。从内容上来看，《诗经》除了有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诗经》中最精彩的内容，至于它们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上来的，后世则有不同的说法。
汉代有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有专门的采诗人，他们主要负责到民间去搜集歌谣，用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是，这些民间歌谣是由各国的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歌词和乐调。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搜集方式，这些脍炙人口的民间歌谣最终都汇集到了朝廷里。
尹吉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据说他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为中华诗祖。西周宣王时，北方的少数民族犬戎侵扰周王室。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之命出征犬戎，率军反攻到太原，并在此地部署军队驻扎防守，就是今天的山西平遥城一带。尹吉甫辅助过三代帝王，到了幽王时期，周幽王听信谗言，砍了尹吉甫的头。后来，周幽王知道自己错杀了忠臣，愧疚不已。于是，幽王命人做了一个金头为尹吉甫进行厚葬；为了防止别人盗墓，他又做了十二座墓穴，把尹吉甫葬在了今天的湖北房县东侧。
从诗经的内容来看，尹吉甫和《诗经》确实是有很大关系的。《诗经》中有些篇章是赞美尹吉甫功绩的，更有些篇章就是尹吉甫的作品，像《大雅》中《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等篇。东晋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谢安石，曾经问他那位才华横溢的侄女谢道蕴：你感觉《诗经》中哪一句诗最好？谢道蕴回答：吉甫作颂，穆如清风。
《诗经》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大约五百多年的305篇诗歌，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指的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160首；“雅”主要是指朝廷的乐歌，分为大雅和小雅，共105首；“颂”主要是宗庙的乐歌，有40首。《诗经》的表现手法主要是赋、比、兴。赋就是铺陈，平铺直叙；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兴就是启发，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诗经》中，思想和艺术价值最高的当数民歌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贴近生活，感情真挚自然。
风雅颂，赋比兴，合称《诗经》的“六义”。风雅颂，是《诗经》的体裁，也是《诗经》作品分类的主要依据。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大多是民间歌谣。《风》中的诗歌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根据这十五国风的名称和诗歌的内容，可以推断出这些诗歌大概产生于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地。
雅是王畿之乐，王畿指的是首都附近受君主直接管辖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周人被称为夏，雅和夏，在古代是通用的。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正乐，也就是起典范作用的音乐。周人把正声叫做雅乐，其实本身也带有一种崇拜的意味。颂是指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功业的。《毛诗序》中说：颂，是比拟和赞美盛大之德的容貌，是以人间万物群生的各得其所来虔诚地告诉神明；这也是《颂》诗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的节奏和风、雅相比较为舒缓；这是《颂》诗的音乐特点。
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修辞。赋，就是反复铺陈，直接叙述，这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就是比喻、打比方，明喻和暗喻都属于这一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有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理国家需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茅草的嫩芽来比喻美人的纤纤细手，用凝脂来比喻美人的肌肤等等。这些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上好例子。
兴，就是烘托、衬托的意思，借助其他的事物为所咏的内容做铺垫。兴同时也具有比喻、象征、烘托等手法的作用，但是由于兴原本就是思绪无端的飘移和联想，所以即使兴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它也不会是那么的固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