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riendinneed[1]
我研究人类同胞已经有三十年了。对他们还是不怎么了解。雇佣仆人只看脸相恐怕不妥，但识人之初多半还是靠面孔来下判断的。从一个人的眼神，下颚的形状或嘴唇的轮廓，我们心里已经对它们的主人有了结论。我一直怀疑此类推断还是失算的时候多。为什么小说和戏剧往往脱离现实生活，就因为作者可能也是不得已，总让笔下的角色一点说不通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不敢让角色自相矛盾，因为一旦矛盾就不好理解了，但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不都是自相矛盾的吗？我们就是由偶然凑在一起的反复无常构成的。在逻辑学的书里，他们会告诉你像“黄色是管状的”，或者“感激重于空气”这样的话，说出来荒诞不经；但在那些混合成我们自身的格格不入之中，黄色很可能就是一辆马车，而感激也会是下个礼拜周三或周四中的一天。听到别人说自己对人的第一印象从来不会错时，我一般都只耸耸肩。这样的人恐怕没有什么见地，要么就是太好面子。就拿我自己来说，认识一个人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觉得这个人费解：和我来往最久的朋友正是那些我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人。
我想到这些事，是因为在早报里读到爱德华·海德·伯顿在神户去世了。他是个生意人，在日本做买卖做了很多年。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但很感兴趣，那是因为有一次他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要不是从他嘴里亲口听到，我绝不会相信那是他的所作所为。不管看他的外貌还是举止，都像是一种特定的典型：如果这世上真有人半分矛盾都找不出，那一定就是伯顿这样的。这也让我在得知那件事之后更为震惊。他个头很小，勉强有个五英尺四英寸[2]，特别瘦弱；头发白了，眼珠是蓝色的，红脸蛋上都是皱纹。据我推测，当初认识的时候伯顿大概六十岁左右。他的着装永远低调、挺括，和自己的岁数、地位相称。
虽然办公的地方在神户，伯顿经常到横滨来。有一回为了等一艘船，我正好在那里待了几天，和他在英国俱乐部结识了。我们打了桥牌。他牌技出色，而且在牌桌上十分大度；不管是打牌还是之后喝酒，他话都不多，但说得都在理，而且有种含蓄的冷幽默。在俱乐部似乎伯顿人缘很好，他走了之后，大家纷纷都说没有谁比他更值得来往了。又碰巧我们都住在格兰德大酒店，第二天他邀请我一同进餐。他的妻子也在场，一个胖胖的老妇人，脸上常带着微笑；同桌的还有他的两个女儿。很显然这是一个融洽、温馨的家庭。在我看来，伯顿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他的友善，那双温和的蓝眼睛让人看着非常舒服。他的声音也很和蔼，想象不出生气时提高嗓门会什么样；笑容也是那么宽厚。像他这样的人会吸引你，就是因为感受得到他对人类同胞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友爱。伯顿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但也不要误会，他的温柔里一点也没有那种让人讨厌的多愁善感：喜欢打牌，喜欢鸡尾酒，粗鄙的故事讲起来特别生动，据说年轻的时候还擅长运动。他很有钱，其中没有一分不是他自己打拼得来的。我想伯顿招人喜欢的一点是他那么矮小、瘦弱，让你本能地生出保护他的冲动。这样的人你总觉得他连一个苍蝇也不会忍心杀死。
一天下午我坐在格兰德酒店的休息厅里。那是在大地震之前，他们在厅里摆的都是皮质的扶手椅。窗外视野开阔，看得到港口里的繁忙气象。有定期开往温哥华、旧金山的巨轮，也有要经上海、香港、新加坡转道去欧洲的。各个国家的货船都有，经过大风大浪露出了疲态。中式帆船的尾部特别高，船帆五颜六色。此外，还有无以计数的舢板。这是个忙碌的场面，本该让人兴奋，但不知道为什么，看在眼里却能让我静下心来。这里面有种浪漫，仿佛只要伸出手去就触摸得到。
没过多久，伯顿进来了，注意到我，就在旁边的椅子里坐了下来。
“我们来点小酒怎么样？”
他一击掌，有个服务生就过来了，伯顿点了两杯杜松子汽酒。酒上来的时候，酒店外面的街上走过一个人，看到我，跟我挥了挥手。
我也点头致意之后，伯顿问道：“你认识特纳？”
“在俱乐部见过。他们说这是位靠国内汇款过活的人。”
“此话不假。这里有好些这样的人。”
“他桥牌打得不赖。”
“一般这样的人都打得一手好牌。去年来了一个家伙，巧的是姓氏跟我一样，是我见过桥牌打得最好的人。我估计你在伦敦应该也没遇到过他。说自己名叫莱尼·伯顿。似乎是很多高级俱乐部的会员。”
“我的确记不起来见过这样一个人。”
“他的牌技实在叫人难忘，就像是对牌有种天生的感应一般。太不可思议了。他在神户待过一段时间，跟他打过不少牌。”
伯顿呷了一口汽酒。
“他的事倒确实有些意思，”他说，“这家伙心眼不坏。我就很喜欢他。永远穿得很体面，人也精神，一头鬈发，白里透红的面色，不能说不英俊。女士们对他都青睐有加。他也伤害不了谁，说实在的，就是行事没有顾忌罢了。当然酒是喝了不少，那样的家伙都爱喝酒。每个季度都能收到一小笔钱，在牌桌上再补贴一些。反正赢了我不少钱，这点我清楚着呢。”
伯顿宽厚地笑了笑。我的亲身经历可以作证，他打桥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