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1]
第一次见到简·福勒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也正是因为当时那一眼留下的细节如此清晰，我才勉强信得过自己的记忆，回想起来，我自己也难以确定是不是中了什么神奇的障眼法。那时我刚从中国回到伦敦，正和陶沃夫人喝下午茶。那一阵大家热衷装修，陶沃夫人也深陷其中，凭着女性的无情，抛弃了多年来坐得那么舒服的椅子，自打结婚开始就看习惯了的桌子、橱柜和装饰品，还有她面对了一辈子的照片和画作；她把自己托付给了一个装修的行家。客厅里和她过往有联系的、能寄托感情的东西一件不剩。她那天就是邀请我去欣赏一下她的生活环境变得何等时髦与华贵。只要能酸洗[2]的地方都给酸洗了，实在没办法的，就刷上涂料。没一样东西是配套的，但每一件都像是在为共同的效果出力。
“你还记不记得，过去这里有套滑稽的客厅家具？”陶沃夫人问我。
窗帘既华丽又朴素；沙发的面料是意大利织锦；我坐的椅子是碎点针绣的。这房间的确漂亮，奢华却不俗丽，新颖却不做作，但我总觉得像是缺了些什么。虽然我嘴上都是夸赞，可心里思考的反而是为什么我如此偏爱它过去的样子：那套被嫌弃的家具上破旧的印花布，那些我熟识多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水彩画，放在壁炉上可笑的德累斯顿细瓷器。我一时想不出这些酬金不菲的装修师费力打造的屋子里，到底缺了什么？是情感吗？不过陶沃夫人倒是左顾右盼很开心。
“你觉得我这雪花石的台灯怎么样？”她说。“你看这光线多柔和。”
“我个人倒是一直更中意那种能让人看见东西的光线。”我微笑道。
“但又不要自己被人看清，真是难以两全。”陶沃夫人笑着回答。
她的岁数我完全弄不清楚。我还年轻的时候，她就早已结婚了，比我年长不少，可现在她已经把我当成了同龄人。她一直号称自己从来不隐瞒岁数，不就四十嘛，但马上又会补一句：女人一般都会拿掉五岁。她也从来没有试图遮掩自己染了头发（现在是好看的棕色头发，似乎还带一点红色），陶沃夫人的说法是头发变灰的时候丑陋不堪，只要变成了白色她就不染了。
“到那时他们就会说我的脸看起来真年轻。”
此时这张脸是化了妆的，虽然化得不很张扬；一双眼睛的神采不少要感谢人工。她是个长相俊俏、衣着精致的女子，在雪花石台灯的昏沉光芒中，自称四十岁真是半点都不为过。
“只有在我自己的梳妆台上，我才敢承受‘三十二烛光’[3]电灯泡赤裸裸的亮度，”她微笑地说着此类玩世不恭的话，“那时候我需要它告诉我最可恶的真相，然后帮助我采取必要的行动修正它。”
我们愉快地交换着关于共同友人的闲言碎语，陶沃夫人也给我通报了最新的丑闻。四处奔波了一段时间之后，能坐在一张舒服的椅子里，和一位谈吐有趣、魅力十足的女士聊天，确实是一种享受，更何况壁炉里火光融融，好看的桌子上又摆满好看的茶点。她把我当成了餐风饮露归来的浪子，准备好好地让我交际一番。她的宴会向来是她骄傲的资本，不但食物精良，更让她花心思的是如何把各种各样的宾客安排在一起；很少有人不把陶沃夫人的邀请看做是对自己的犒赏。现在她定了个日子，问我想见到哪些人。
“只有一点我必须提前告诉你。如果简·福勒还在的话，我只能把宴会推迟。”
“简·福勒是谁？”我问。
陶沃夫人哀怨地笑了笑。
“简·福勒是我的心病。”
“啊？”
“你还记不记得我装修之前放在钢琴上的一张相片，是一个女子穿了条贴身的裙子，袖子也很瘦，胸口挂了个盒式吊坠，头发是扎起来的，额头很宽，露出了耳朵，一个大鼻子上架了副眼镜？那就是简·福勒了。”
“你这屋子重获新生之前照片太多了。”我含混地答道。
“想到那些照片我就直打哆嗦。我已经把它们都裹在一个棕色的大纸包里，藏在阁楼上了。”
“所以，简·福勒是谁呢？”我笑着又问了一遍。
“她是我的小姑，也就是我丈夫的亲妹妹，嫁给了北方的一个工厂主。寡居了多年，钱是一点都不缺的。”
“为什么她是你的心病呢？”
“她有高尚的情操，以及土气的衣着和粗鄙的品位。她看上去比我老了二十岁，但毫无顾忌地逢人便说我们曾经一起上学。她对家庭有无可比拟的情感，因为我是她在世的唯一亲人，所以全心地想照顾我。每次来伦敦，除了这里她从来没想过还可以住在其他地方——因为她怕伤了我的心——然后一待就是三四个礼拜。我就坐在这儿，看着她读书、织毛线。有时候她还非要带我去凯莱奇酒店吃饭，自己却穿戴得像个打杂的老女佣，可笑极了，而且这种时候每个我特别不想碰到的人全都坐在隔壁的餐桌上。我们坐车回来的路上，她会告诉我她很想送我些小礼物，就是些她亲手做的茶壶保暖套、放在餐桌中间的装饰品，还有碗碟下面的小垫子之类的，她住在这里的时候我又不得不用。”
陶沃夫人停下来喘了口气。
“我还以为像你这么圆通的女人应该不会让这种事难住吧。”
“啊，可你看不出来吗，这次我是必败的。因为她有无限的善意，她有一颗金子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