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文武百官联合上书太后，以此非常时期，应顾念社稷为重，君为轻的道理，以国事为重，求立长君，因太子年幼，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请立郕王。
奏章送入慈宁宫后，良久，太后传出懿旨，答应百官所请，命郕王即帝位。就这样，正统十四年九月初六，郕王朱祁钰正式登上帝位，并遥尊正统帝朱祁镇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颁诏大赦天下。
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兵部尚书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
瓦剌也先见明朝政局稳定，知道朱祁镇不再是“奇货可居”了，遂动了放他南归的念头。
然而，尽管也先屡次派人往北京求和，可景泰帝朱祁钰态度冷淡，一概不予理会。甚至在朝会上一反常态，以严厉的口气数落了瓦剌的恶行，并表示，与瓦剌之间没有和平可言，屡以瓦剌使者态度傲慢，书信言语荒谬驳之。
也先不觉有些恼怒，但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骑虎难下，就想着亲自将朱祁镇送还到京城。他想借此之际，借机议和通贡，毕竟，瓦剌的财富来自通贡，没有通贡，他们的金银就没有用处，和明朝保持敌对，他们就无处可买各种必需用品，他们想要的东西换不回来，金银就是废物。
于是，十月，也先以送还太上皇为名，挟持太上皇同行，统帅大军绕过大同，陷白羊口，下紫荆关，一路绕大明的府城而走，很快来到京师城下。
而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则称也先有来犯京城之心，请皇上下令，打一场北京保卫战。
很快，兵部就下令急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加之从土木堡逃回的十几万溃军，重新组成了二十多万人马的护京大军。
再加上京城及数十万的百姓，无数的军械粮米，坚固的城防，大量的准军事部队：厂卫，衙役，豪门的家将家丁，御林军这些，以及京师外有各地勤王的军队汇集，在志在劫掠而且素来不善攻城的蒙古部族面前，守住北京根本不成问题。
尽管有人说也先是在搞扰边战术，以战迫和，因为也先此时的实力，根本都不可能入主中原，他一路到达京师，不曾攻陷过任何一座城堡，没有攻不足万人的大同，也没有攻只有几万人的宣府，怎么可能攻占二十多万军队守着的北京？也先不可能不知道，以他区区三万人，入城后，等待他的就是瓮中捉鳖那样的命运。
他若真是想攻城，早在土木堡之后就会立刻东进，在那个时候，北京方面还完全没有准备，才有可能一鼓而胜，到这会儿，先北返又南下，十月才到北京，早已过了最佳的攻城时机，所以也先肯定是来送返太上皇，想和谈的。
一路上，被也先攻破的只有紫荆关。这个紫荆关是于谦举荐孙祥在镇守，这是于谦任兵部尚书后指挥的头一战，丢了，不过罪名是孙祥在承担，所以鲜为人知。
另一座由陈循举荐的罗通，把守的居庸关岿然不动。
说也先无攻城之心的人就讲，也先连居庸关都攻不动，他当然不敢，也不可能攻北京城，北上京师，只是想通过以战迫和，让大明与其通贡，要不然，怎么会连攻占京师所必备的相应攻城器具，如火炮和云梯，以及长期围困应准备的给养，一样都没有准备。
然而，这样的呼声，像流入大海的小水滴，转眼就被忽略了。
对于新登基的帝王和留守代任，等正名正言顺升迁的官员们而言，打一场必胜的保卫战，是稳定民心，提高新朝地位的必须。
于是，景泰帝推言瓦剌狡诈，这次复又遣使前来，说不定是借护送太上皇回京的名义前来偷袭，必须为天下苍生着想，避免发生那样的事情，要做好充分准备，与瓦剌一战。
这样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自然无人能驳斥，不然，岂不有违社稷为重，君为轻的道理？
无视瓦剌屡次请求和谈的意思，北京方面摩拳擦掌开始了一场京城保卫战。
由于做了充分准备的防御，加之雄厚的资源储备，尽管缺少统兵的帅才，在贯彻谨慎持重的战略下，君臣同心，上下齐力，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
大明全胜，十一月初八，也先带着朱祁镇，撤回关外。
于谦等留守官员因此一战成名，于谦本人更是被奉为民族英雄，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他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所有人都相信，这位新任的兵部尚书有能力带领他们击败任何敌人。
慈宁宫的孙清扬，对这些都置若罔闻，实际上，她很清楚，凭她一介女流，在深宫里想要喝醒被名利冲昏头脑的那些文臣们，根本就不可能，之前那些和她有同样意见的人的呼声，不是很快就被淹没了吗？
她只想救回儿子，那个还在草原上颠沛流离的所谓太上皇。
北京保卫战之后，她会见了素有清廉之名，秉性迂直的吏部尚书王直。
朝会上，王直再次上疏景泰帝，请求派使者迎还太上皇。
这一次，景泰帝派出了礼部侍郎李实出使瓦剌。然而，国书中并没有接回太上皇的内容。
李实大吃一惊，就向传旨的太监兴安询问此事，兴安厉声训斥他道：“大人拿着国书就上路吧，这些都是皇上和于大人他们的意思，奴才如何得知，您就照国书行事，管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