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讲，与三村农民的对话，要比与下岗职工的对话复杂和艰难的多。为了响应上面建设度假村，振兴地方经济的需要，柳树乡三个村的农民忍痛让出了祖祖辈辈憩息的耕地、山林、水面，由昇龙房地产公司租用了七十年。昇龙公司在平整了部分场地，砍伐了部分树木，建了几栋别墅，在平地建了围墙，在山林安了铁丝网后，就撒了手。把一个乱摊子摔给当地政府和三村农民。但这些地租了出去，三村农民和地方政府没有使用权，如果要使用，就要交费，昇龙公司就可以坐地收租；如果不使用，就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果工程进度顺利，游客多，说不定问题可以掩盖得住。可因为昇龙房地产公司撒手，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据我初步了解，昇龙公司并不是想独建度假村，因为费用太大，投资回收期太长，风险太大，而是先搭个架子，摆个姿式，引各路诸侯前来投资。
由于资金吃紧，这个事就拖了下来。
看来，度假村的问题不少。首先，公司实际圈用的面积，超过了租用的面积；其次，按合同应给农民的青苗补偿费、土地租用费等大部分不知去向。农民多次找乡里、县里未果，分别组织了三个上访团，由每户摊钱，到中央、省、市上访告状，到省、市的两个上访团已被信访部门劝回，劝回的理由是，省里对农民反映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视，专门派了一个县委书记来处理此事。与此同时，省、市领导也严令我亲自接待，要求我站在“三农问题”这个政治高度上，务必给农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听说到北京上访的农民连中央信访局的门都没摸清楚，如今正萎缩在火车站候车室里过夜，打算静坐新华门。如此事弄得中央领导“震怒”，月光县的影响就大了，省市必定更加恼火，所有的怒火必定往我这个县委书记头上泼，他们才不管我是不是新来的呢。这样以来，我的压力就更大了，处理不好，有可能重蹈前几任书记的覆辙，卷铺盖回家。
客观地讲，这个问题我是难以处理好的。我相信，就是换了其他的书记，恐怕也难以处理好。这个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不是有关领导不敢拍板，不是有关领导自身不过硬，而是背后的瓜葛太多，也不知里面的水有多深多浑，牵一发而动全身，弄不好就翻船。
事情到了这一步，无疑与昇龙公司董事长古汉科有关，古汉科是本地柳树乡人，据说精明过人，很早就拉出一个建筑队，靠这个建筑队起家，到省、市、县揽了不少的项目，工程越做越大，现在可以一次做十几栋住宅楼。他现在的政治身份是省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县政协副主席，跟省市县方方面面的领导都打得火热（不知道还有没有更上面的关系），关系盘根错节。唤一个副市长就像唤一条狗，惹恼了他，县里的副书记、副县长他一句话就可以撤，市县组织部就像是他家开的。不说上面，只说月光县，县里发生的几起影响大的事件，如柳树乡党委书记柳顺平吃喝嫖赌、三村农民组团上访、下岗职工围堵县委、县政府、凌河大桥垮塌等都与他有关，矿业资产转卖也可能与他有关。他可以说是打开月光县这么多年如一团迷雾、始终乱糟糟的局面的一把钥匙。我相信，只要找到他，设法让他开口，月光县许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月光县肯定就能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
可要做到这一步，比登天还难，省、市、县相关领导、相关部门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找他，他却杳无音讯。有的说跑到国外去了，有的说被大官保护起来了，有的说整容后躲起来了，有的说被人暗杀后，毁尸灭迹了等等。
我这个县委书记，还没到月光县，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想明哲保身都难。说好听的，叫受命于危难之中，说不好听的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环境担任了不该担任的职务，整天穷忙，疲于应付，有时甚至连消炎换药的时间都没有，弄得伤口还在化脓……。
跟农民对话的地点就在所谓度假村的一个草坪上，我就坐在草坪上，和大约一百多名农民谈心。这一百多名农民大都是成年男人，皮肤黝黑。妇女和小孩都在草坪外面站着，听我们对话。
一个代表说：“常书记，您刚来，我们不怨您。我们只给您提五条要求：一、昇龙公司究竟按什么标准给的钱？给了我们三村多少钱？这些钱都用在什么地方？二、昇龙公司究竟租用了我们三村多少地？协议上是多少？实际圈的地是多少？我们听说公司圈的地超过了协议上的地，究竟超过了多少？超过的部分为什么没人管？三、我们听说我们三个村的书记都在城里买了房子，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他们哪来这么多钱买房子？他们买的房子与租用土地有关吗？四、租地时答复我们说，建好度假村后，每户安排一人做事，这算不算数？五、您刚来，我们也不催您，您给个时间，什么时间答复我们？”
我笑着对陪着我来的乡党委书记柳顺平说：“柳书记，这三个村的农民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你是他们的父母官，租地的事你最清楚，你给说一下吧。”
我一到任，柳顺平听说我负了伤，连夜拎着礼品和慰问金来看我，我坚决不要，柳硬要送给我，我只好收下。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礼金礼品登记处理制度，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