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集幽、奇、秀、美为一体，四季风光不同，景色各异。武当派起于宋代，兴于明代，由张三丰于湖北均州太和山创立，固称武当派、武当道。
武当山于明代之前早已是华夏道教的活动圣地。汉魏前便有不少羽客、隐士在此修炼隐居：南朝刘宋时期的刘虬,辞官辟谷于武当；晋太康皆有谢道通辞官入道，往武当于石室中结茅修炼；
唐太宗时期，首次任命朝廷官员姚简为武当节度，再则五代宋初的陈抟已、元代法师叶希真、刘道明、华洞真等任武当提点。其大多而后隐居武当；
元末，武当山遭兵焚。
武当重建归之功，在于明成祖朱棣。其命令工部侍郎郭进、隆平侯张信等督丁夫三十余万人，费银钱多达百万，历时七年，大修武当山宫殿，总共建成八宫二观及金殿、紫禁城等，朱棣赐名“太和太岳山”。
成祖朱棣曾经招来张三丰问：“吾欲学道，谁最乐者?”
三丰对答：“食美嗜，遗通利，极乐事。”后其为成祖疗病，深得成祖信服。于是，张三丰名声名气均大振，武当山由此大兴，并不断发展壮大。
武当主张以“道”为源，认为‘道’统生天地人物，含阴阳动静之机，具造化玄微之妙，统无极、生太极，是万物之根本、本始和主宰。因而武当出自玄门道教，华夏本上的色彩极浓。
武当的功夫也源于道家，老子讲“一”讲“道”，庄子讲“广莫之野”讲“逍遥游”，使人想到“三生万物”的至道玄机，衍生至天地初开时荒茫混沌的自然之力。
武当弟子炼丹之风，曾风靡华夏，道僧俗皆有修炼。武当弟子修道，比起那些游方术士更有炼丹的本事。一方面武当积累百年经验，另一方面炼丹与修炼密不可分，武当武学与炼丹之术相辅相成。
话说儒释道三家并立，千百年来却争斗不休，儒家自古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服务，凌驾于释道两家之上。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化思想界高度发达，形成了诸子百家各个学派，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
从秦朝开始，国家意识形态是法家，法家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是很有效的，所以秦朝会一统六国，但是法家是赤裸裸的提倡强悍，讲究权术，所以君王特别暴躁，很容易亡国。
汉朝取代秦朝之后，鉴于秦朝的迅速灭亡，汉朝统治者不敢只用法家，但而法家对于治国特别重要，又不能丢弃。所以汉朝统治者以黄老之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
然，黄老之术并不单指道家，而是道家和法家的结合。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之前国家是一直压制儒生。
比如说，刘邦看见儒生，非要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包括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遂是黄老之术的遵奉者，她曾经把一个儒生投到野猪卷里。
最有名的是汉景帝时期的黄生（道儒）之争，他们讨论商汤革命的正义性，令得汉景帝很是尴尬，如果赞同商汤革命，害怕将来有人推翻自己的王朝；如果不赞同商汤革命，那么汉朝取代秦朝就是不合法的。
待到汉武帝时期，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推崇儒术。致使儒道之争达到了顶峰，以至于牵动于朝廷官员，也是汉武帝和窦太后之争。窦太后死后，基本上没有了儒道之争了，因为已独尊儒术。
三家无法并立，儒为先，便形成了佛道的对立争斗。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加上后周世宗时期的灭佛合称为“三武一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起因便是佛道争端。
大时代的四次灭佛，以唐代尤为厉害。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都存在着矛盾。
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朝廷官员从会昌二年开始渐进地进行毁佛，在会昌五年达到最高潮。大量地寺庙被销毁，和尚强迫还俗。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自然就会引起华夷之辨十分严格的传统华夏社会的反感。
南朝萧齐的顾欢就曾经撰文《夷夏论》谴责佛教说：
“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
顾欢系南齐时代信奉道家的名士，他将佛道的争端上升到了夷夏之辨，华夷之防并不是偶然的，佛教在传入华夏那一刻起便一直受到这样的责难。道教更是站在捍卫华夏传统文化的地位上去攻击佛教。
其次是佛道孰为上的争执。两晋南北朝时，佛道并盛，统治者往往出于自己的需要，对两教或有取舍，或调和并倡，这就使两派开始争夺宗教势力的主动权。
那个时期，佛教被官方认可甚至大力提倡，南朝自东晋时期一直到宋齐梁陈各个朝代，帝王大多都非常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对佛教推崇有加，甚至舍身入寺，佛教在南朝有了蓬勃的发展。
北朝从后赵的石勒、石虎时代开始支持佛教，中间虽然经过魏太武帝灭佛，但此后佛教再度兴旺，更有甚者如魏孝明帝崇佛抑道，大大推进了北朝佛教的发展。
因此，佛教在南北朝由于自身的日趋成熟和统治者的扶持，大大地扩展了势力。
此时的道教刚刚从民间走向上层社会，刚刚向正统化转变，力量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