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目标位面，1943年12月28日，炎黄大陆东部上海市。这是一座自炎黄近代以来，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击国门大开后，因地理位置优越而逐渐发展并兴盛的大都市。
1937年以前，上海经过炎黄民国“黄金十年”滋润，又加上比邻炎黄民国首都南京，更属于蒋委员长依仗的江浙财团势力范围以及外国租界洋行云集，所以发展速度一直非常快，常常被誉为“东方夜巴黎”。后世更有专家学者，用一些“史料”推断，上海一个纺织女工的收入，可以赶得上其他省市县城的一个县长，属于绝对的高收入群体，因而大肆夸耀认可民国时代。
可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呢？“黄金十年”究竟是怎样的情况？1939年时上海的纺织厂已经多数属于外国，尤其是属于倭寇。早自1917年开始至1922年，倭寇国内商团就有计划有步骤的创设、收购、控制、摧毁炎黄本土的民族纺织工业，比如：大中华纺织厂破产倒闭；宝成第一、第二纱厂被倭寇兼并；裕大、华丰、宝成第三、元兴纱厂被倭寇债权人管理；德大、大丰、常州纱厂亏本易主；厚生纱厂被卖给倭寇；福成、鼎新、久安纱厂关门。
1930年至1935年，因西方列强爆发经济危机，炎黄国内购买力衰竭，倭寇趁机低价倾销，使得包括津海市九大著名纱厂中的八家，以及上海全部纱厂的三分之二以上，均被倭寇以强占霸占的方法弄到手里，至1939年末，全上海有近10万纺织工人，其中6万8千人在倭寇控制的工厂内干活，在华资内的不足2万人。
所以，在一个由侵略者倭寇人掌权管理的纱厂里干活，炎黄纺织工人待遇能好到哪里去？
早期民国时代的纱厂，其特点是工人数量既比其他工厂多，同时女工和青工比例也多。1937年开战前，主要是采用包工头制度（语文课文《包身工》是其真实写照），可后来随着倭寇炎黄之间的国战越打越大，炎黄国内失业工人数量越来越多，农村破产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劳动力极大富裕，再加上倭寇根本不愿意包工头中间环节分掉部分利润，所以取消包工制，改为直接低薪聘用制。这其中最惨的就是小工和童工。由于不会什么技术，纯靠力气吃饭或者年岁小，失去了爹娘亲戚，所以不但倭寇敲骨吸髓，剥削他们的全部价值，连炎黄自己人诸如堂倌、摇纱头、铜匠及普通工人也欺凌他们。
所谓小工，他们一般负责推纱、扫地、揩车、倒、布机加油、落步、堆布车等工作。扫地的小工每天要扫二三十方丈，即大约可放五百部机器的地板；揩车的要推150部左右的织布车，还要扫车下的花衣；布机加油的小工最惨，每天要给大约250部布车加油，每部车上下79个油眼，自动布车120多个油眼，此外许多油眼在机器底下，要睡在地上或像狗趴在地上才可以加油，一天下来不但腰会痛的要断掉，而且稍微不注意就会被轧断胳膊。并且他们经常忙得一整天连撒个尿的时间都没有，这就是他妈的民国盛世？
倭寇侵华后，其纺织工厂设置诸如大班、二班、三班的职位，大班负责全厂生产营业之责，二班负责事务之责，三班负责管理车间生产、三班之下还有“小东洋”（就是辅助倭寇的汉奸狗腿子），再往下就是底层阶级了，比如监查员、堂倌（车间总管，负责完成生产任务）、指导员（教生手如何干活）、摇纱头、帮接头、落纱人等，其中工人还有特级（只适用于工头）、优级、普级之差别，以引起炎黄国人内部矛盾，分化其民族凝聚力。
在倭寇纺织厂里，实行的是一天两班制，也就是纺织工人每天需要连续工作整整十二个小时。早班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为了不迟到被克扣微薄的工资，住的稍微远些的炎黄纺织工人，需要早上四点钟起（少数女工需要三点起床烧饭），然后吃一点泡饭就赶去上班，最迟五点三刻进厂“接班”。并且上班后有监工巡视，根本没有办法揩油睡觉，被抓到后除了要罚半日的工钱，还要被“赏赐”两记耳光、吃“排头”（训斥）、一只“火腿”（狠狠踢一脚）。
至于中午吃饭，倭寇商人更是坏事做绝，其他工厂多少还可以休息吃饭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倭寇商人则把炎黄百姓当作亡国奴、牛马畜生，他们强迫工人在车间里吃，边吃边干活，最大程度压榨炎黄人民的劳动价值。
但这么强的体力劳动，换来的却是每天平均只有4、5角钱的超低工资，像鼓吹民国范、民国多美好那帮人提及的每日高于1元的超高工资，只属于指导员即女工头、堂倌即车间总管这些人拥有，和普通纺织工人没有任何关系。何况由于上海黑帮势力的存在，底层工人还要接受四分之一左右工资收入“保护费”的盘剥。
一路下来，除去最基本的食物开支，纺织工人剩下的余钱只够在“石灰窑”的贫民窟里勉强有个栖身之所。由于“石灰窑”草棚是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房内的，繁杂吵闹，想白天好好补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是当时纺织工人的真实生活：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再加上上下班来回赶路，在家做饭、洗衣服，睡五六个小时觉，好恢复一些体力精力继续做工干活，在鞭挞、侮辱、饥饿、屠杀、剥削下忙忙碌碌，用命换钱用命生钱，以“造就敌人千千万万的财富，饱不了自己的儿女爹娘。”所以，那样鼓吹民国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