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加莎?克里斯蒂
我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感受相当单纯，那就是“享受”。你可以放弃意义的追寻，径直进入故事。她不会让你失望，一定会有神秘的死亡发生，然后，悬疑一定有答案。好比波洛在他的事务所里等待案件，而终会有案件找上门来。你不必去推敲，难道真的会有如此多的谋杀案件？因为这是与现实无关的，你早已经卸下现实批判的武器，身心轻松，只等着听故事。可是，事后要细究起来，却发现故事中的人，分明又是生活中的面目，情节也是根据日常的情理，是你我他全能了解的。反倒是那企图超出共识的现实，比如少数几部间谍故事，震惊的效果比较减弱。所以说，这些令人着迷的故事，其实是囿于现实，在生活的范围内索取材料。也所以，要是检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你又会发现，故事的要素很简单，不外是争夺遗产、欺瞒历史、谋骗钱财、恩仇相报。然后再派生出敲诈，灭口，掩藏。人物呢，又总是一个家族、一间寄宿舍、一艘游轮，或者一列客车，甚至只是一个晚会和一餐宴席。这多少也能看出女性写作者较为狭小的社会以及居家的性格。就是这些简要的因素，却组织出这许多故事。这又使我想到女性的另一项技能，就是编织的技能——竹针，毛线球，编织法，竟可以生发出无穷无尽的花样。那乡下老太婆马普尔小姐，从不离手的毛线活儿，大约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手里的活儿。这还像一种小孩子的挑绷的游戏，将一根棉线对头打个结，双手撑开，挑出一个花样，再由对方挑过去，形成第二个花样，两个人挑过去，挑过来。倘若是聪明的小孩，可挑出无数种图案，而要是笨小孩，没几个回合就挑成一团乱麻。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那个顶聪明的挑绷能手。她用有数的条件，结构出大量的谋杀，线索错综复杂，就像编织活儿和挑绷上美妙的经纬组织。这些线条和结构，都是以日常生活作材料，这种材料的具体性，覆盖了抽象的结构图案，给予了可以理解并且引起同情的现实面貌；同时，内里结构的抽象性，又将它们从现实中划分出来，独立为另一种生活。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很像是一种成人的童话，我想，孩子们所以能被童话吸引，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想象力，相信那些精灵是真实存在的。而成人在阅历中储备起的知识和认识，占去想象的空间，排除了信赖的条件，于是，精灵退出成人世界。可是，就像一种进化不完全的后遗症，成人依然保留有对不寻常事件的好奇心。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用成人世界里认可的人和事，讲述一桩接一桩的离奇故事——没有比一桩杀人案更令人兴奋的了。离奇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她都负责给予让我们信服的解释，就像《古墓之谜》里，波洛所说，“完美的答案必须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释得清清楚楚”。阿加莎?克里斯蒂就能够将一切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而且，她不是求精辟，而是务实际，就像方才说过的，倘若阿加莎?克里斯蒂要讲述一个超出常理的故事，比如间谍类的，《暗藏杀机》《犯罪团伙》《桑苏西来客》等，无论是罪行也好，侦破也好，所根据的理由就都悬了，显见得不是她的强项。我觉得，马普尔小姐的案件最体现阿加莎?克里斯蒂故事的性质，那就是她在《平静小镇里的罪恶》中说的：“一年到头住在乡下，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阿加莎?克里斯蒂编织故事的线索，究其底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性”，而且就是“一年到头住在乡下”所能看到的人性。因为，马普尔小姐坚信一条：“人性都是相通的”。以此可见，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犯罪，都是出于通常的人性，绝不会有现代犯罪的畸形心理。比如像英国当代推理小说女作家，露丝?蓝黛儿所写《看不见的恶魔》（台北新雨出版社），那个老罪犯，专门在黑暗的狭长的街道上，袭击金发碧眼的年轻女郎，当他在公寓地下室发现一具同类形象的模特儿之后，便将袭击冲动转向这个橡皮人，因地下室亦有着黑暗、狭长的空间，能够让他在渐渐逼近对象时，积蓄起兴奋感。不幸的是，这具橡皮模特儿被小孩子在游戏中烧毁，于是，地面上就又开始发生一连串的谋杀案。在此，谋杀便成为一种奇异的癖好，说是谋杀犯，其实倒更像是一个病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谋杀则有着常规的理由，悬念的设置和解答都不超出普遍人性的范围，而且一定解答透彻，也就是“解释得清清楚楚”。在《藏书室女尸之谜》中，马普尔小姐说过一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比较懂得人性”，那是老派人的人性观念，是经验主义的，可是很管用。比如《命案目睹记》，马普尔小姐说：“我的一大优势是了解埃尔斯佩思?麦克利卡迪太太……”埃尔斯佩思?麦克利卡迪太太不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所以，她说她看见了一桩谋杀案，那可能真的是发生了谋杀案。比如，《藏书室女尸之谜》，班特里上校古色古香的书房里，躺着一具打扮花哨的女尸，形成一幅“不真实”的画面，而马普尔小姐看着女尸良久，轻声说：“她很年轻”，她注意的是那种个人性质的因素；在《寓所迷案》里，她世故地指出：“现实生活中，明显的就是真实的”；《迟来的报复》里，她又一次说：“犯罪的总是最明显的人”；而在《悬崖山庄奇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