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岳同志十三岁时参加了长征的后半截，属“红小鬼”。到达陕北后一直在中央机要局做通讯员，经常往枣园的毛**住处送亲收信件。有一次毛**不在，**出来代收，他还不干，他向她强调“信封上写着‘毛**亲收’呢，还要在收到簿上签字”。**当时表扬了他，说他年纪不大，组织观念还挺强，尔后给他倒水喝、拿枣吃，说是“那你就在这儿等吧”。待毛**回来，**笑着跟毛**学说此事：我要替你代收他还不干呢！**说，这个小鬼做得对。完了就在他的收到簿上签上“毛**”三个字……
这个细节是一九七六年毛**逝世之后、“***”粉碎之前，孙岳同志让我代写回忆文章时告诉给我的。
文章不久即在《海军报》上发了。他挺高兴，说这是他头一回在报纸上以个人的名义发文章，“文章的后边应该加个小括号，注明是你整理的呀！”我说写那个干什么，又不是座谈纪要。他有点过意不去，说是这有点不真实了，明明是你写的，却署着我的名字。孙岳同志经历光荣，但文化水平不高，讲话念稿子常常大喘气，将句子在不该断的地方念断了，比方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的句子，他一般都要念成有心栽呀花花不开，无心插呀柳柳成荫。
我所在的部队是个科研单位，知识分子成堆，大都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名牌大学毕业的。一般领导到我们单位去作报告或讲个话什么的，要想让他们说个好儿，难。有一次，一位地方上的女革委会主任去我们那里作形势报告，竟让他们给嘘下去了。而孙岳同志那么个读法，却没人笑话他。这就与他的德高望重特别是他为人上的宽厚忍让有关。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个外行领导。——他是我们部的政委，正师级。
当时，我们部队有那么几个人经常办些掉份儿的事，比方看电影的时候连一毛钱的门票也不舍得买让查票的用手电筒给照出来啦，吃饭的时候明明买了三毛二分钱的菜可记账的时候他记成两毛三啦，本来是个连级干部出差的时候却冒充团以上首长住好房间吃好伙食让人家给扣住啦等等，若人告到他那儿，他基本上都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从不在大会上批评人。
我唯一一次见他在大会上批评人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有一年一位上海籍的助理员去重庆出差，中间溜回上海给老婆伺候月子，超假二十多天。回来之后还说，他回上海是顺便，之所以超假，为的是等当年的新粮。孙岳同志知道之后，气得浑身发抖，遂在连以上干部大会上狠狠批评了那位助理员。他妙语连珠、连讽加刺，也不大喘气了，听上去还有点小水平。——一些红军干部的水平往往是发火的时候才发挥出来的。
那助理员平时也爱贪点小便宜什么的，人缘儿很一般。待处理他的时候，他单位上的人就巴不得处理得狠一点，比方给他个行政记大过或降他一级工资什么的。事实上他们也确实给他报了个行政记大过。可部党委开会研究的时候，孙岳却说，他有业务专长呢，还懂地球曲率什么的，还是要注意保护他的积极性。最后定了个行政记过。当年干部转业的时候，他们单位又将那助理员给报上了，最后还是孙岳同志将他的名字给划掉了。
事后一些业务人员说，地球曲率谁不懂？如同欧姆定律一样，那只是一个公式，又不是他研究的成果，这个也能成为减轻处分和不转业的理由？有的则说，多亏孙政委是个外行，他要是内行，那助理员早给转业了。后来有好事者，将此事汇报给基地首长，孙岳同志就挨了批评，说他“软懒散”，让知识分子给唬住了什么的，弄得他好长时间情绪不高，在楼后的小树林里接连唱了好几次“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那篇回忆毛**的文章发表不久，有一次孙岳同志急燎燎地找到我说，哎，那篇文章里边提到**表扬了我，还有问题哩！我说有什么问题？他就悄悄地告诉我说他刚看了个电报，“***”给抓起来了，我说这有什么，她在延安的时候可不是“***”哩！他说，那也说明咱没有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呀！我说，那里边提到她要代收机要信件你不让她收，这不正说明你有识别能力吗？我知他特别能作自我批评，又建议他不要随便作检查，那么一篇小文章，你不作检查谁都不注意，你一检查反倒提醒人家注意了。他说，怪不得写文章的人容易犯错误，这玩意儿白纸黑字还真不能随便鼓捣哩！说完即惴惴地走了。
后来，他确实也就没作什么自我批评，也很快调到更高一级的领导机关去了，弄了个副军级。我那年转业的时候，他还请我吃过一次饭来着，此后就再也没联系过。
九十年代初，我到东北出差，顺便回原部队一趟。发现师一级的首长全都换了，与老战友们说起话来，就特别怀念孙岳同志，都说还是红军战士真正尊重和爱护咱们呐！我也是那次才听说，头年孙岳同志已经去世了，而他的孩子们都在一些效益不好的企业里面当工人，没有一个当兵或上大学，家里也依然是三抽桌、黑白电视机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