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
因此，对扶桑粮价的上涨问题，直秀、大久保等人曾经议仔细论过。
随着天灾的缓和，扶桑的粮食产量是有可能恢复的。但好死不死的是，扶桑通商后，因为生丝、茶叶、其它特产的出口价格高昂，将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因此这粮价是下不去了。
实际上，在直秀原来的世界，从1856年起，这粮价上涨要一直持续十几年，而且在1878年-1880年还会再次加速上涨。
解决办法不是没有，一是从海外购粮，二是想办法提高扶桑粮食产量，三是降低粮食消耗。
从海外购粮，先不说有钱没钱的问题，这造船和获得出海通商许可，就是两道天大的难关——至于想着西洋人运粮食到扶桑救苦救难，那是想多了，人家自有暴利买卖，轻易不肯做这种薄利的生意。
至于后两种办法，则都跟箱馆有关：
开荒嘛，扶桑开发的最大片土地就在北地；降低粮食消耗要靠油脂，而虾夷地渔产堪称扶桑第一。
可让人沮丧的是，尽管直秀说了老半天，可在座众人还是将信将疑——不能吧，今年六月二日箱馆对西洋人通商，物价是涨了，但有这么厉害？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如今还没到路有饿死骨的危难时刻，这事情不真发生不知道疼，因此大家不信也难怪——其实，连大久保也是半信半疑，但这种大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姑且信之好了。
冷场过后，这话题只好又转回富国强兵上来。
横井平四郎在《国是三论》中提出的“富国”，其实可以称之为“交易富国”，也就是工商业致富。
说起来，这个话题还是满尴尬的。幕府以朱子儒学为本，这经商无益论那是深入人心啊；再说了，“商贾乃贱业”，武士不得经商如今依然是幕府法令。
但内有肥前、萨摩、长州、土佐等例子——这些强藩无不因经商而富，外有西洋人提醒，奉行所这些人不得不了解海外信息，自然知道了“通商有大利”。
可问题是，做生意有风险呐，这通商可以致富也可以致贫，谁能保证自己包赚不赔啊！
直秀就能！
在他原本的世界里，幕府在1859年对外通商到1868年江户无血开城这段时间，这经济搞的是真不怎么样，因此最后灰溜溜地下台了。
但大哥莫说二哥，之后的维新官府开始时干的也不咋地。
这其中的得失优劣，有无数后人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这些当然可以拿出来谈了：
首先要揭露一个真相，那就是维新政官府早期干的真不咋样，把扶桑折腾得死去活来，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些官僚才幡然悔悟，然后扶桑经济才开始快速发展。
当然了，直秀不能把没发生过的事情当例子谈，所以讲话之间还是以逻辑臆断为主。
无农不稳，就先从农业谈起。
这扶桑农业嘛，成功的秘诀是明确地权、成立农业团队和鼓励推广技术。
是的，维新后农业发展的不错：
1880年以前，扶桑农业产值上下波动，但综合年增长率达到了约1.7；1880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年增长率大约为1.1。
但官府在其中的作用比较搞笑，有对有错，可能过还大于功。
这些家伙干了啥呢？
盲目引进良种、推广机械和西式牛羊放牧法。
举个几个例子好了，引进的珍贵牛种差点让和牛灭绝了于维新官府之手，而土豆、玉米、高粱的盲目推广又导致了粮食总产量的下降，大农场机械不适合
广泛的小块田地，西式放牧法也水土不服。
当然，维新官府还是比幕府强，最起码人身禁锢松了许多，而且推广农学的力度和组织性也强了不少——尤其是1881年后。
但维新开始的十几年，农业发展的主要功绩还是要归功于农民伯伯自身的积极性——1873年土地租税改革后，农民的耕种热情高涨，这才是主因。
可坑爹的是，这段时间官府横征暴敛，而且土地兼并严重，以皇室为首的“地主王国”初见眉目——截止1883年，佃户耕种的土地比例为36、其人数比例为60，这说明大批自耕农破产并陷入穷困。
这么胡整乱搞，弄的农民生活改善不大，民间开始怀念以前的领主和幕府，因此叛乱此起彼伏。
说过农业再谈工业。
扶桑工业的发展依旧是主要靠民间,官府能做的、该做的是“完善基础措施、制订开明政策、推行义务教育和提供产业扶植、补贴”。
维新的三大口号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但由官府引领的殖产兴业烂的一笔——幕府和大名倒台时，留下的底子主要是官营矿山和军械制造所。但和前辈一样，维新官府在1881年前，也没干成啥惊天动地的事业，农业的经济占比依旧是绝大多数，比例根本没有上升多少。
轻工业里，西式纺织厂在维新十年后只有三家——还包括萨摩岛津家原有的一家。
重工业里，船舶和机械制造，西洋人开办的神户铁工所一枝独秀，1880年代初开始建造铁船，技艺水准让那些官办造船厂望尘莫及；而维新官府能拿得出手的，还是幕府筹办的长崎、横滨和横须贺三大制铁所。
矿山开采倒是发展的不错，但那都是在幕府的老底子上新老财阀更新工艺和机械的功劳。
炼钢更是悲剧，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