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该用膳了。”
崇祯木偶一般地坐了一上午后，太监王承恩在一旁小声说道。
“朕没胃口，你且退下吧。”
崇祯摆了摆手，一脸厌烦的神色，半点也不想与他说话。
王承恩一脸无奈，只能应是一声，便躬身而退。
说起来，崇祯皇帝堪称明朝中最为清苦的皇帝，也不为过了。
自崇祯八年时，凤阳祖坟被掘后，崇祯大哭向太庙告罪，从此穿布衣、吃素食。官员们劝导他不必对自己如此苛刻，都遭到严词拒绝。
次年六月，他的外祖母梦见孝纯皇太后，要她转告皇上，除了祭祀、忌日以及初一、十五照例“斋戒”外，其余日子可以开荤。为此，他特地诏告臣民，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不再吃长素。
虽然恢复了荤食，朱由检与皇后周氏仍然坚持每月有十天吃素“持斋”。这对于一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帝后来说，实在是一大考验。
当然，朱由检的生活节俭刻苦，并非仅仅出于家庭生活方面的考虑，更多的是源于忧国忧民的思量，似乎是他的一贯态度。
他即位不久，面临国匮民穷的烂摊子，毅然宣布停止苏杭织造（专供宫内绸缎的官办机构）的活动，理由是：不忍心困扰一方人民。
复从崇祯八年起，周皇后身体力行，命太监在苏州收购棉花纺车二十四具，送进宫内，教宫女纺纱，培养勤劳节俭的风气。
虽然因为北方的宫女无法学会江南村姑的细巧手艺，终于不了了之，但是“天宫吹入纺车声”，不能不说是紫禁城内的旷古奇闻。
根据户科给事中孙承泽的记载，主管宫廷膳食的光禄寺报告的崇祯十五年皇室膳食开支，是这样的：
皇帝膳食每月银子一千零四十六两；
皇后膳食每月银子三百三十五两；
皇贵妃膳食每月银子一百六十四两；
皇太子膳食每月银子一百二十两。
这些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与万历时期相比较，已经大为节俭了。
特别是到了崇祯十六年九月，朱由检考虑到财政困难，带头节约，宣布他的膳食费用减去一半，后妃等减去十分之四，宫女太监减去十分之三。
一个月以后，他再次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自己以身作则，除了坚持以前宣布的“减膳撤乐”之外，规定只有重大节庆典礼可以使用金银器皿，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大臣们仿效。
如果今后依然置若罔闻，奢侈靡费，必将严惩不贷。
这其实是他的一贯风格，从他登极以来，始终保持俭朴的美德。
当时担任翰林院编修的吴伟业这样记载：后宫无论每月的宴会，还是每季的宴会，以前外戚或者出嫁的公主都按时送来食品，崇祯皇帝即位以后，特地下达圣旨予以禁止。
崇祯元年始，宣布停止苏州织造以来，皇上经常穿着多次洗涤的旧衣服，袜子都缝上了布袜底。
他时常说：朕正在号召天下由奢侈回归朴素，要让后辈知道艰难，难道可以不从自身做起吗？
这类事例很多。
当时担任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说：皇上担忧国家财政拮据，把后宫几十年储存的辽东人参，拿到市场上去出卖。李清曾在市场上买到一些，全是上佳的野山参，质地坚硬，口味隽永，与一般人参截然不同。听说此次人参贸易，可以获得白银数万两。
王誉昌《崇祯宫词》讲了这样一件小事。某一天，皇上去听老师讲课，所穿内衣袖子已经破损，露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地把它塞进去遮掩。目睹这一细微动作的“讲官”对他说：身穿破旧衣服虽然过于节俭，却是美德，何必掩饰。
为此，后人有诗赞叹道：圣德惟应俭是求，不遑袨服为身谋。就间损益通为计，寸积须成万里裘。
在皇帝严格自律作风的感召下，后宫出现了以往罕见的清静朴素风气，丝毫没有濒临亡国的那种醉生梦死的颓废景象。
正如吴伟业《绥寇纪略》所说：皇上在深宫之中，不苟言笑。他的太子和其他子女的言行，都以礼法为准绳。因此后宫没有玩弄珍珠宝玉的娱乐，没有声色歌舞的演出，闲暇时，只有古琴优雅的声音缭绕。
皇上说：这种琴声足以娱乐心神，胜过其他音乐。
这位一直严于律已的皇帝，会把国事搞得这样一团糟，这历史真是充满了吊诡。
崇祯心里迷茫至极，为什么自已如此克勤克俭，如此奋发向上，为何这国事还这般蜩螗沸羹，局势越来越崩坏不已，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近乎无解的问题，让皇帝心情极糟，却找不到问题的答案。
而今天，除了因为国事纷乱，让崇祯无心用膳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崇祯收到了一封李啸的来信。
李啸在信中，除了向皇帝详细禀报自已扫灭金州，将赫图阿拉城全城屠灭，毁为平地的功绩外，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向皇帝郑重提醒，不要轻易向清朝议和。
李啸说道，现在我大明虽遭重创，但自已也狠狠地打击了清廷，故而从整体来看，明朝虽然大输，但清庭亦是打了个大败仗，吃亏不小。
所以，皇帝没必要丧失信心，没必要被清人吓破了胆子，更不必被清廷牵着鼻子走。
李啸向皇帝保证，现在清廷虽在辽西大胜，但因为金州与赫图阿拉皆遭毁灭，故不必担心清军还会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