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一年十一月七日，北京城沐浴在冬日的暖阳下，享受着难得的阳光时，从贤良寺西跨院突然响起的哀号声和挂出的白灯白纱中，爆出一条举国震惊的消息——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病逝！
此事被称为举国震惊毫不为过！
无论世人对李鸿章如何看待，是毁是誉，褒贬如何？或者是其同盟、政敌，又或者是旧部、僚属甚至于并不相干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李鸿章在大清国政坛的分量，这一点，连客居大清国的洋人们也一清二楚！
大清国的裱糊匠终于去了。各人从各人的认知、立场出发，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来。
尚在回銮途中的慈禧闻讯，竟然“震悼失次”，随扈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因护跸有功而得升迁的新贵吴永感慨万分:“此等关键，乃始知大臣元老，为国家安危之风量。”
慈禧立即特旨予李鸿章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原籍及立功省建立专祠，春秋由地方官主持专祀；并将生平战功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赏银五千两治丧，伊嫡子李经述承袭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子孙各有封赏。特旨以八百里快骑传到京城，在京三品以上臣工、骑都尉以上亲贵全数伴旨往贤良寺。
各地督抚也是大惊失色，尤以去年五月起才与李鸿章“化敌为友”的清流总督张之洞为最。江楚三折。这湖广总督还等着李鸿章来主持其事呢！新政，刚刚露出头角地新政会否因为李鸿章的过世而作罢？！因此，情真意切的电发出的同时，张之洞的私人代表赵凤昌就从武昌出发，乘英轮北上。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张之洞心境相同，也迅即派出身兼两江幕僚和盛京幕僚的张北上。
各国使节们刚刚在谈判桌子上与李鸿章交锋，此时也是飞快地以个人名义加以吊后，又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发来电。
旅居海外的梁启超手书挽联。托人立即乘船西渡回国。挽联曰：“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身在上海，曾经在自立军起事前组织国会地严复送来挽联：“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
已经内定接掌直隶地山东巡抚袁世凯挽联是：“受知蚤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翊临淮壁垒；事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孙中山在游历欧美地旅途中闻听李鸿章故去，叹息道：“一个时代因为李鸿章的故去而结束了，新的时代会如何呢？”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这个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可惜的是，这个时代对中国来说是不成功的！对李鸿章来说。是有着莫大的遗憾、诸多眷念和难舍地。
荣禄、奕劻等人。则是一直陪伴李家人在打理李鸿章身后之事，此时所有的争斗暂时结束了，却酝酿着更为剧烈的权力争夺。
无论保守派、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无论是洋人、政敌还是故旧，在李鸿章死后，对其的评价都是毫无例外的高。浑然没有后世人等抛却历史现实，只看历史事件结果的那种“定论”。
李焘一直在西跨院履行着一个李家小辈的责任，每每经过严复那幅挽联时，总也要瞄上一眼，在心里默念一遍。
严复的评价无疑是中肯地，实在地！这个曾经追随李鸿章办理海军的北洋旧人，也在李鸿章丧权辱国之后怒骂其“误国”，愤而离开北洋、寓居上海，以翻译西洋思想著作来影响国人，开启民智。却在《马关条约》达成后的第五年，严复终于理解了“裱糊匠”地苦衷，可惜这个理解似乎来得太迟，只能遗憾地给出了“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的评价，这是对李鸿章才能、为政；做人、为官的全面评价。
假如，洋务运动能够毫无阻碍地开展，没有朝廷的权力倾轧和制衡掣肘，没有清流们的抱着膀子指点喝骂，从而能够调集全中国的最大化力量，兴许，1901年的中国已经崛起。
现在，谋求国家力量崛起的担子有些遗憾却带着更多的希望地落到了李的肩膀上。严复的挽联，不仅是对李鸿章的评价，还是对李焘的警醒。
堂上，灵柩牌位前，身形消瘦到羸弱不堪的李经述在对着如潮而来的人们频频磕头还礼。那完全是一种无知觉的机械动作，这位以仁孝与文采著称的李家嫡子如今是一等侯爵的身份，却仿佛没有在他身上起到丝毫的作用，父亲的死，带给他的不是那种优渥尊荣的转移，而是莫大的悲哀……
“圣旨到，李家人等免跪接旨！”又一道追恩的圣旨下来了，这是李鸿章死后的第五道圣旨。“…….念其居功阙伟，准予在京师择地设立专祠，由京兆官员春秋主祀。”
地方设立专祠之后，京师也要设立。这个待遇简直是有清以来汉臣最高了，比之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来，还高出了一筹。
乘着李家人纷纷谢恩的时节，对这些恩遇看不上眼的李焘溜出堂，找到在一边待客说话的周馥，两人默契地走到后院那个有桂树的亭子里才驻足谈话。
“周翁，朝廷还没有就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一事下旨，按照礼制，这是否正常？”
周馥是匆匆赶到北京见了李鸿章最后一面，也是李鸿章死前的最后一个谈话者。甚至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