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为中国古代对日本之称。见于《山海经》、《后汉书》。故倭寇，实乃日本之海盗。
倭寇之发生，为明代最盛。然则，倭寇非明代之独有，倭寇一词最早见于文献者为高句丽好太王碑文，此碑在吉林省集安县。碑文于好太王十四年（纪元404年）条目载“倭寇溃败，斩杀无数”。此乃日本学者田中健夫考证（《倭寇——海上历史》）。
眼下，对倭寇罪行翻案者有之，扼腕者不乏，同情者大有人在，故为文以正。
1.倭寇之出现——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在倭寇疯狂侵略的非常情势下被迫提出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的防范性政策，不是海禁引来倭患，而是倭患导致了海禁。
倭寇一词出现于中国，最早见于《明太祖实录》一书，记载了洪武二年倭寇劫掠山东、苏州、崇明的情况。但是，倭寇对于中国沿海的掠夺绝非始于明朝，《元史.兵制二》记载1308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这才是倭寇对中国最早的侵略，到明初，已经规模很大了。
基于以上史实，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在其《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中指出：“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在倭寇疯狂侵略的非常情势下被迫提出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的防范性政策，不是海禁引来倭患，而是倭患导致了海禁。所谓海禁是有条件的，局部性的，而不是一般的反对所有的海外通商，不是完全禁海，不是闭关，官方市舶贸易非但没有禁止，有时还很活跃，并于正德年间出现了由市舶贸易向海外市场贸易转变的趋势，只是为了防范‘奸民’（也就是王直这样的人）与倭寇相结合，防范倭寇乘机而入，才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就是说，海外贸易是由官方来控制，而不是绝对禁止。用‘闭关锁国’来概括明太祖以来的海外政策是不准确的，所谓‘闭关锁国’引来倭寇更没有根据。”
倭寇之出现，是与日本的武士阶层的特性分不开的。日本学者井上清著《日本历史》一书中说：“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而在日本自13世纪起的两次变乱（南北朝对立、战国时代）之中失去知行领地的武士成为浪人后率先向海外寻求出路而形成海盗。此后，日本沿海大名（如大内、细川）见有利可图，便加以支持，于是形成有组织的侵略行经。及至王直等汉奸败类加入以及明代海防废弛、国内土地兼并严重等情况，遂导致了嘉靖时代的倭寇大规模入侵。
由此看见，倭寇之祸是家贼引外鬼的结果，而非什么民族内部矛盾。明倭寇为患尤烈不仅仅是来自日本海盗的凶残本性，更是因为有象王直这样熟知东南兵力部署、地理环境、物产风物的所谓“杰出”人士为伥为向导为助力，才会真正形成明际三大祸患之一，最终动摇了明朝的基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王直之流不仅仅是做伥，更主要的是他主动的投入到这一“事业”中,还把中国还处于萌芽的海洋之花变成了毒芽，最终成为守旧士大夫们葬送一个大陆海洋梦的口实！
2.倭寇之成因及王直等人叛国之目的——王直带着鬼子进村了！
关于倭寇之成因，咱们先看看日本学者是如何解释的。
田中健夫在《倭寇与勘合贸易》一文里写道：“因经济拮据，无法依靠国内（这个国内当然是指日本）的产物生活，所以铤而走险到海外去。”
这个海外是指哪里呢？勿庸置疑，是当时的中国和高丽。
其实，田中的这个说法还是照顾本国的面子的说法，台湾学者郑樑先生指出“倭寇成群结队的从事劫掠时，非有许多船只不可。”
这一句说的好！造船是要钱的，何况是造可以跨越东海的大海船，没钱造得起吗？因此，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对财富的贪婪yu望使然。同理可见，王直等人也是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附逆作恶，为了自己的贪欲而甘心成为汉奸的。以下就是他们作为海盗的掠夺破坏行径：
嘉靖三十二年，萧显攻上海，“焚治所，掳掠子女财帛不可胜数”（《虔台倭纂》）。翌年三月，“贼深入内地，杀掠甚惨，数百里内，人皆窜亡，困苦极矣”。四月，“掠袁花镇，焚劫甚惨……随处劫掠人口，”男人做炮灰，女人白天做缫丝苦役，夜晚lún_jiān。五月，攻韩撖浦不下，杀男女千人泄愤。“此党贼留居我土，凡四旬有三日（123天），杀害数千人，荡民产数万家”。六月，贼退石条街，抢劫放火，烧毁数百里房屋。三十四年正月初三，贼袭击夹石口镇，放火三日，死者无数。后攻崇德，将当地的丝绵工场抢劫一空。五月犯长安镇，平民死伤者堵塞了路途，繁华乐土一夜之间化做荒野。犯湖州街市，大肆毁坏掠夺，杀人无算，城边流血数十里……（《倭变事略》）
以上这些惨无人道的*烧杀，抢劫掠夺的例子不胜枚举。汉奸们勾引倭寇，将江南富庶之地当作他们发财致富、杀人泻欲、欲取欲求的乐土，化繁华为白地，变殷实为贫穷，使商贾云集之所一夜之间尽成瓦砾。倭寇所过之处，人民大量死亡、被掳、逃亡，农业与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王直等辈在掠夺到财富后可曾将其转化为资本进行过任何增值性的投资与建设吗？他们只是完全彻底的破坏，然后将掠夺所得饱肥私囊，挥霍一空！对此，那些大喊着把东